我們的研究指出，支撐「全球化順境」的一個假設正在瓦解：即能源與大宗商品的供應將長期保持充裕、靈活，且在政治上保持中立。
在1980年代初期至2000年代初期這段漫長期間，這一假設在大體上是成立的。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普遍價格低廉，閒置產能充足，即使出現重大的地緣政治衝擊，也往往未能引發持續性的價格飆升。在那樣的世界裡，政策制定者可以把能源視為「基礎設施問題」而非戰略問題，而冗長的供應鏈在經濟上仍然可行，在政治上也相對容易管理。
這一轉變是分階段發生的。首先是2000年代的「中國需求衝擊」：固定資產投資大幅提前釋放全球需求，暴露出可用閒置產能其實極為有限。接著進入2010年代，頁岩革命以及全球金融危機後較為疲弱的經濟增長，部分恢復了供應彈性，並對價格形成壓制。到了2020年代，我們已步入另一種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供給約束開始高度政治化。能源、金屬與關鍵材料不再只是中性的商品，而是發揮著戰略性投入的功能。
與此同時，需求在多個層面同步上升。電氣化、電網擴建、國防開支、基礎設施更新以及 AI 數據中心的發展，都需要大量的能源與材料。而綠色轉型在短期內並不會降低資源密集度；在許多情況下，反而會加以提高。電動車所需的銅用量高於內燃機車，數據中心推升用電需求，而軍備擴充也進一步加重高材料裝備的壓力。
相比之下，供應端的反應速度更慢、彈性也更低，這與許多投資人過去所習慣的情況不同。新冠疫情不僅是一場需求衝擊，也是一場生產者的資產負債表衝擊。自 2020 年以來，資本紀律、ESG 約束、股東壓力以及冗長的項目開發週期，都限制了再投資的規模。新的供給，特別是在礦業領域，往往需要多年時間才能投產。而脆弱性並不止於開採端。加工與精煉環節的供應鏈往往比過去的石油體系更為狹窄，且在地理上高度集中，形成更容易被「武器化」的樽頸。
圖5：擴建數據中心所需的特定精煉關鍵礦產供應的產地集中程度，2024年
數據來源：IEA，2025年
科技競爭正進一步加劇這些壓力。AI、先進運算與數據中心並非無形產業，而是高度依賴能源與資源的系統。技術競逐非但沒有放寬材料限制，反而推升了對穩定電力、電網基礎設施，以及建設這些系統所需投入品的需求。與此同時，綠色轉型也在加深許多國家對中國的依賴，原因在於中國在關鍵礦物供應鏈與加工環節中居於核心地位。
地緣政治同樣在加重緊張局勢。自疫情以來，各國政府更明確地轉向囤積、出口管制、產業政策以及「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揭露了糧食與能源衝擊可能迅速演變為政治動盪；而市場趨緊更形成惡性循環，囤積與避險行為反而加劇了短缺。取得關鍵生產要素不再是中性的市場結果，而是愈來愈受到戰略競爭、國家安全優先事項以及政治陣營變化的影響。
對投資者而言， 自然資源不再僅僅是對抗通膨的避險工具或週期末段的交易標的；在供給更為緊縮、政治干預更為頻繁的世界中，它們正日益成為一種戰略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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