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的碎片化,令投資已難以再圍繞一個單一、穩定的宏觀環境來作部署。 投資組合必須以韌性為核心來建構,以應對一個更加動盪、更政治化、且更容易出現尾部風險的世界。
資源緊絀和更激烈的國際競爭,可能令通脹變得更為間歇性、也更難預測。這正好會令那些仍以「低通脹年代」為假設而建立的投資組合措手不及。當通脹衝擊成為主導時,股票與債券之間的相關性可能轉為正值,傳統投資組合的兩個支柱或同時受壓。
這意味著,通脹韌性必須被明確納入配置考量,而不能再被視為理所當然。天然資源、基建類資產、通脹掛鈎債券,以及具備實質定價能力的優質股票,都有助提升抗通脹能力。但入市時機仍然重要。正如 2022 年所示,當估值收縮出現時,股票可能表現落後;而在存續期影響蓋過通脹補償時,通脹掛鈎債券亦可能受壓。
如果供給端衝擊仍然是當下體系的常見特徵,政府債券便難以再被視為能自動提供穩定作用的資產。過去這一功能,建基於低且穩定的通脹環境,以及在經濟表現不及預期時,央行能夠迅速而大幅地減息。然而,在一個公共不滿情緒升溫、能源約束與大國競爭的世界裡,較高的期限溢價和更具波動性的存續期表現,反而顯得更為合理。
圖7:股債相關性長期以來的變化
股債回報的7年滾動相關性。高於零時,兩者同步變動;低於零時,則分道揚鑣
資料來源:晉達、FRED、彭博,截至2026年1月。
即使短期通脹出現下行意外,更深層的問題仍在於體制本身的不穩定性。未來,經濟增長與通脹衝擊很可能交替出現,使資產之間的相關性不再像 1990 年代末至 2021 年期間那樣可靠。因此,應在估值具吸引力時才作配置長存續期資產,而非理所當然地按基準比重持有。在治理架構允許的情況下,將利率風險分散至不同市場,亦有助降低對單一 「 財政—貨幣 」 體系的依賴。
美國資產過去往往被視為不同問題的「預設答案」——無論是增長、質素、流動性、創新,還是地緣政治層面。其結果是,許多機構投資組合中的美國資產的集中度異常偏高。看似矛盾的是,在一個去全球化的世界裡,投資者反而更需要走向真正的全球化配置。在多極化體系下,各國的國內政治、政策選擇與供應鏈結構,正把回報表現拉得更為分散,從而提升了真正全球分散投資的價值。
圖8:中美股市相關性的變化
資料來源:MSCI、彭博;晉達計算(MSCI美國和MSCI中國指數的90天滾動相關性)。
主題投資不必然等同於高增長科技。放眼 2020 年代,最清晰的順風來自全球資本開支週期,涵蓋電網、電力、國防、製造回流、資料中心、AI 基礎設施,以及關鍵材料等領域。這些利潤來源,與 2010 年代以「輕資產」為特徵的全球化模式大不相同,並且往往要到週期後段才會在基準指數中佔有較高比重。 因此,這類主題應被視為跨越多年的策略性配置,在配置規模上需要保持謙遜,並嚴守估值紀律。
此外,部分結構性順風將更多體現在國家層面而非行業層面。隨著生產網絡重新布局,墨西哥、越南以及東盟部分經濟體,預期將從中受惠。
在一個政治衝擊反覆出現的世界裡,資產配置者應該更重視流動性,而非降低其重要性。這並不意味著要放棄私募市場,但確實需要更清楚地認識到:非流動性並非在所有情況下都能提供真正的分散效果。不少私募投資實際上隱含了股票與信貸風險,只是價格反映有所延遲而已。持有充足的流動資產,能讓投資組合在市場失序時主動出手,而不是被迫成為賣方。在這種體制下,流動性並非拖累回報的現金負擔,而是一種內嵌的選擇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