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2日,香港 – 大概在2010年代某個時間,擔心長期財政前景變得不合時宜。通脹率異常地低,利率亦相應下調。事實證明,2008年後市場對量化寬鬆措施造成通脹的擔憂是錯誤的。美國經濟學家Reinhardt與Rogoff提出高債務及低增長之間存在關聯的論點,是因為一個突出錯誤而受到追捧。高度不平等、對大規模綠色投資的需求,加上不受歡迎的緊縮措施,導致知名分析師採用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名言「我們能做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負擔得起」(anything we can do we can afford)。
在此情況下,2023年債務上限之爭給人不合時宜的感覺—共和黨與民主黨為使已獲審批的支出無效而針鋒相對,甚至在兩黨均如醉酒水手(套用前任美國參議員John McCain的措辭)般大灑金錢。而大家認為僵局可能得到解決的想法卻不合時宜。雙方的情況與2010年代初相當不同。儘管如此,在一個高利率及高通脹的新時代,這不大可能是最後一次財政爭辯。
今次債務上限衝突大致上可能演變為四種情境:a)最有可能出現的情境—通過談判達成協議,當中可能涉及削減部分開支及監管變動,b)在並無取得國會同意的情況下提高債務上限(透過行政行動或不尋常的操作),鑒於可能面臨法律挑戰,出現這種情境的可能性較低,c)在無法達成協議的情境下優先支付利息,及d)在無法達成協議的情境下任由債務完全違約,但可能性甚微。
我們認為通過談判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最大。首先,有別於2011年及2013年,赤字問題並非當務之急。第二,共和黨已不如2010年代初般團結,當時,共和黨員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更多。《地方政府服務法》中3.2萬億美元的可支配支出削減之構成仍未披露,因為共和黨不願為削減熱門計劃開支辯護。第三,拜登政府實際上可能希望在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下採取若干財政限制措施。於2011年,失業率高企,通脹率偏低;而目前的情況剛剛相反。最後,參議院近年來在通過議案方面的效率相當高,並已建立一些穩固的工作關係對抗僵局。
由於避免了增長的極端風險,決議對市場影響將會是重估美國宏觀前景;美國的利率曲缐將相應適度上移,亦將導致特定市場異常情況逆轉,例如美國國債收益率曲缐將回復正常。最終,隨著美國財政部開始重建其現金餘額及美國經濟的流動資金耗盡,流動資金的前景將反常地惡化,這情況可能對美國股市不利,即使市場隨即稍為緩和。
展望未來,財政狀況會出現一些嚴重的結構性阻力,有待市場理解。
舉例來說,美國赤字可能大幅增加。在5月份發表的最新報告中,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未來十年,美國赤字平均將佔國内生產總值的6.1%,遠高於1980年至2019年期間的平均水平3.2%。當名義利率低於名義增長率時,高赤字並無問題,正如2010年代及新冠疫情的復蘇期。這是由於複息的效應被複合增長的效應所抵銷,因此債務比率並無像雪球般越滾越大。但倘若名義增長下跌,如因通脹回復正常或經濟衰退,債務水平則可能飆升。於2033年之前,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聯邦債務將會激增至佔國内生產總值的119%,超出過往50年平均水平約2.5倍。
假如因政府計劃進取而導致債務增加,這將會成為一段歷史。但赤字增加的主因只是利息成本上升,而利息成本四分之三的增長或因聯邦債務的平均利率上升造成。利息支出淨額將由2022年佔國内生產總值的1.9%增加至2033年的3.7%。
在此情況下,這段時期的美國國防預算應當由佔國内生產總值的3.0%縮減至佔國内生產總值的2.8%,差異顯然是因面對來自中國的地緣政治挑戰。此外,國會預算辦公室的這些預測乃假設美國債務的平均利息成本升幅相當溫和,由2.7%上升至2033年之前的3.2%。
不難想像更壞的情況。